引言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王小波《黄金时代》
标题这句德语译自拉丁文，由斯坦福第一任校长 David Starr Jordan 引用 Ulrich von Hutten 谈论 Martin Luther（马丁路德）被杀害时的一句名言”Don’t you know that the air of freedom is blowing?”（你不知道自由的风在吹拂吗？）[1]或许，作为一个向往自由的普通人（我在后文会提到，这里的”普通人/我”，不是单单指”我”，一如”余虹”，一如波兰的维罗妮卡，还有那些迫切追求自由的人们），我的内心里太渴望有这么一块地方，由学校或者社会机构保护个人完整的思想的自由，让各种思想碰撞交融，在这里，无所谓错误，无所谓政治不正确，让各种文明的光芒在这里相互衍射，自由之风劲吹，不需要顾及文字的迫害，不会因言获罪，”文字狱”在这里成为昔日的笑话，人类于此，凭借极限的创造力以产生最为精妙的思想火花，古希腊的雅典学院，民国时期的北大学堂之光重现。在这，你可以看到人类努力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摸索真理，一步步地接近光明的样子。
可是，或许因为 Cov19，或许因为外部局势的微妙变化，身边的人开始敌视”自由”，尤是思想的自由，我们需要”统一思想”需要”思政教育”，需要把枪口一致对外，不能有反对的声音，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小我的存在，只有”人民”的敌人与伟大的牺牲。于是，我们开始视自由为邪恶思想的源泉，认为自由与不安定的社会状态是相互绑定的，他们援引香港、援引近来的美国，认为自由必然会带来混乱，将问题的本质简单化为单一的”自由”之风过盛。可是为什么是”自由”这个名词遭到污名化呢？这个被国家一遍遍印刷在墙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会是资本主义的糟粕呢？
“自由”一词并非是本土名词，它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被进步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引进的。使用古汉语的词，融入西方语言的含义，解释相近的西方术语。汉语”自由”一般对应的是”Freedom”或是”Liberty”，在近代中英字典里面，有”自主之理”（FREEDOM：Principles of self rule，华英字典，1822）、”宽洪大量”（Liberal，上海方言词典，1869）、”无别人拘束”（Liberty，华英字典集成，1887）等含义[2]，那时候讨论的自由，更多还是作为”限制”的对立词存在，作为自恣、放任的含义。但更加接近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一词的讨论，是在”维新变法”之后，梁启超撰写《自由书》，参考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和德富苏峰的《将来之日本》、《国民丛书》中的观点，简述”团体之自由”与”个人之自由”的关系。再后来，严复对 John Stuart Mill 的《On Liberty》进行翻译，对”自由”一词的概念进行更深入的解读，从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的界限层面讨论自由，将”Liberty”一词译作更为精准的”群己权界”，颠覆了传统意义上，”自由”一词过度强调个人权利的局限。
以符合公众意见来使用强迫，跟违反公众意见来使用它同样是有害的，甚或是更有害的。即使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都持有一种意见，而只有那一人持有相反的意见，人类也没有更好的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3]
——穆勒《On Liberty》
穆勒在《On Liberty》如是的写道。它将自由分成两种不同属性的自由，一种是个体的自由（即个体不受他人或强权的过度限制），以保证一定程度的个人权利。另一种是民主的自由（即凭借某种公义作出某种决策的自由），它强调的是集体的自由。个体的自由强调个人的感觉与差异，它是冲突的，难以统一的。而民主的自由追求的是公义道德，强调统一与牺牲，否认差异。群与己，这二者是对立的，但不是绝对的，它是伊壁鸠鲁与柏拉图，是尼采与康德，这二者的极端状况同样是深渊，通常来说，他们会在一定情况下转化，而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
而语言的魅力在于，他会随着社会舆论的变化，为适应新的语言化境，潜移默化的转变自身的含义。极端化的语言环境与短平快的网络信息，使得”自由”逐渐丧失了严复那个时代，苦心经营的”群己权界”含义，转而回到了更早的、更为简单与标签化的”无拘无束””放任”之上。但这不是自由，真正的自由，不光有着对于个体的尊重，还有对于集体的敬仰，是克制是宽容。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家罗伯斯庇尔所说：自由是人们所固有的随意表现自己一切能力的权利。它以正义为准则，以他人的权利为限制，以自然为原则，以法律为保障……[4]说这话的罗伯斯庇尔，在革命后期也控制不住”自由”的理想，被它所吞噬，成为了一个”独裁者”。我这篇文章从来不是想要去判断谁对谁错，我只是想要凭借我拙劣的文笔，重新去探讨”自由”二字的分量与复杂关系，使原本被蒙蔽的含义，有重见天日的可能。
我想借此回溯到那个激荡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大行其道的时代，看看那个时代的人，是如何在自由之路上探索与碰壁的。
另外，我想我无权去评论那个时代（我也尽可能逼着自己不去以好坏定义那个时代），我所能做的，是将沉重的历史与电影影像联动起来，试图去阐释电影作者的表达含义。
一、《双生花（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与波兰民主改革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从来都不缺少历史与政治，出生在二战，经历了强权的 60 年代的波兰，以及混乱的 80 年代，基氏是非常了解自由的代价与意义，他的影像中总是蕴含着某些政治层面的暗示[5]（正如基氏所说，我们被政治包围，当我们制作这些电影的时候，我发现政治意味深长，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在《十诫》甚至是早期的纪录片《工人的七一年》（Workers’71），我们都能感受到基氏的影像饱含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普世的关怀。《双生花》也不例外。
关于《双生花》我想聊两个地方，一个是故事背景里所正发生的那场（模糊的）运动，另一个是两个维罗妮卡不同性格的比照。
在波兰的维罗妮卡唱完歌之后，她与朋友奔在回家的道路上，迎面驶来一辆卡车，车上载着被拆除的列宁雕像。此时（1990 年，在法国部分的邮票上有展示故事的时间，但事情应该是在 1990 年之前）的波兰，在经历过十年的折腾之后，已然变色。
1980 年的波兰，长期接受西方贷款的爱德华·吉瑞克政府面临经济危机，决定放缓工资增长并提升物价，这引来了工人们的不满，他们走上了街头，波兰的多个城市发生了罢工。之后工人们在格但斯克（但泽）列宁造船厂成立了著名的”团结工会”，并推选瓦文萨为团结工会的主席，经过罢工工人与政府的多轮谈判，通过了著名的格但斯克协议（Gdańsk Agreement），这个协议直接导致爱德华·吉瑞克被罢免，同时团结工会成为了波兰境内的合法组织，这也是华沙条约中第一个非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共运动。
1981 年，经过一年发展的团结工会迅速扩张，已占据了当时波兰工人总数的 1/3，同时大量的知识分子、教会成员也开始拥护团结工会，并加入了团结工会的附属组织，这个时候的团结工会已经从最初的经济罢工变成了一次社会运动，希望建立”自治共和国（Self-governing Republic）”。波共政府迫于压力，宣布波兰进入紧急状态，由军政府接管全国，实施戒严（波兰戒严法 Martial law 1981.12.13–1983.07.22），团结工会被取缔，并开始了政治迫害。
之后团结工会曾一度被迫成为地下组织，1985 年之后因戈尔巴乔夫上台主导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波兰境内对于”团结工会”的迫害开始减少。1988 年，因国外制裁以及政府改革节奏缓慢，波兰陷入了更深的危机，新一轮的罢工再次出现（我觉得影片克拉科夫广场的那次游行抗议有可能指的是这次，但实际上整个 80 年代的波兰，甚至是变革后的 90 年代都充斥着这样的罢工游行，具体是哪一次已经不重要，重要是，它代表的是克拉科夫、沐浴在自由中的维罗妮卡），政府迫于压力，同意与工人开始谈判，1989 年反对派以瓦文萨为代表同政府展开谈判（圆桌会议，The Polish Round Table Talks），谈判的结果是团结工会再次合法化，并决定将举行一次半自由选举。1989 年 6 月 4 日，波共（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候选人被团结工会彻底击败，形成了团结工会领导的联合政府，同年 8 月，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民主政治的波兰共和国（瓦文萨在 1990 年当选总统，成为波兰首位民选总统，这个后文还会提到）。这个事件被其他东欧国家效仿，引发了后来的东欧剧变。
后来傀儡师发现了法国的薇若妮卡的那张照片，法国的薇若妮卡说，”那是在一次旅行中拍的，那次去了捷克斯洛伐克（丝绒革命）、匈牙利（社会工人党放弃执政地位）、波兰（全部都是东欧剧变的国家，并且都是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Visegrad Group），他们是东欧剧变中的急先锋，并且有着相同的文化）”，我想基氏在这里应该是想做一个比照，将处在已是民主国家（经历过自由的伤痛与美好）法国的薇若妮卡与正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中克拉科夫的维罗妮卡进行对比（或者不仅是克拉科夫，而是变色的东欧国家们），他们一个从小看着浩瀚的星辰，一个体察着细小树叶的经脉，他们有着相同的身体，都喜欢用戒指来理顺睫毛，都会随身携带着一颗透明弹球，但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克拉科夫的维罗妮卡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她还是选择了歌唱，因为唱歌是她的追求，只有唱歌时才能让她感受到个体的自由，让她想与男友在过道做爱，让她感受到了天堂的召唤。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写道：
自由民主的社会理想开放了个体热情的偶在性，因为个人幸福有个体灵魂差异，而且个体热情的想象一旦更少地受到社会条件的约束——自由社会为了个人幸福致力减少这样的约束，实现想象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可能性增加同时也意味着可能的否定的增加。可是，个体的生命热情遇到的在体性限制不仅是个体自由的制度设计无法克服的，而且在个体热情的偶在性开放之后更加显得是限制。[6]
维罗妮卡认识到了身体的局限，但她却无视这种天然的限制，去拥抱了个体的热情，最终导致了自我的毁灭（又或是升华？）。正如追求自由化的东欧各国，为了自由，华约瓦解，摆脱了极权，苏联崩溃，新欧洲诞生。
镜头转而来到经历过大革命阵痛的法国（街道上依旧能看到被”过度自由”破坏的汽车，也曾经是欧洲的大陆上曾经最极权的国家之一，重建秩序之后的人们，在这里更多的追求”安全感””秩序感”），这里的薇若妮卡因为身体的限制放弃了对于音乐的追求，但她的生命却一直像被有一种东西牵引着，这种”安于天命”让它感受到了生命的孤独。秦晖在《十年沧桑》里写道：”人与生俱来就有两种愿望，一种是自由的愿望，一种是安全的愿望，人的天性决定了人有拿自由换安全的可能。”[7]（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人会从洛克口中的自然状态过渡到基于契约的社会状态）法国的薇若妮卡在安定的状态下感受到了生命的孤独感，她安全的愿望被满足了，自由的欲望被她锁了起来，等待着被唤醒。和波兰的薇罗尼卡不一样，她平静地看着蹒跚的老人，她无能为力（波兰的薇罗尼卡想要去帮助老人），她会长久的存活下去，但内心会永恒的骚动。
苏老师在课上说，他夜里在海滩上游泳，海水开始涨潮了，旁人劝他说，不要再游泳了，会淹死的。”死了就死了，不重要”，他说。当人失去肉体之后，精神就不再受到制约，肆意的游荡，拥抱了人能获得的最终极的自由，人才能不再有任何设限，肉体才会放弃对于理想的束缚。当自由对人的诱惑达到了极点，死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因为他已获得他最想要的”终极自由”。就像电影里的那场木偶的表演，住在盒子里的舞女，想要跳舞，却摔断了腿，所以她放弃自己生命，不再有在世的束缚，化茧成蝶。
维罗妮卡在影片中唱道（但丁《神曲·天堂篇》中的《迈向天堂之歌》）[8]：
哦，你们坐着小木船，
因渴求聆听我的歌声，
尾随我在歌唱中驶向彼岸的木筏；
请回到你们自己熟悉的故土，
不要随我冒险驶向茫茫大海，因万一失去自我而迷失。
我要横渡的大洋从没有人走过
但我有密列瓦女神吹送、阿波罗引航，
九位缪斯女神指示大熊星。
但作为在世的人，必须忍受肉体的局限带来的对于理想的束缚。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二、《颐和园》与六四学运
娄烨曾经在颐和园纪录片里说，他从一开始就知道《颐和园》这片子肯定不能过审，但他还是决定拍这个片子，因为这个题材对他和他的团队吸引力实在太大了。（这不就是波兰的薇罗尼卡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追寻着自由，是为自由的殉道者，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而且这部电影的意义不只是对于中国电影、审查制度而言，它的意义是整个中国文艺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个怀念，即使我们不再被允许去讨论那一件事情。
整部电影都是围绕着余虹来的，是一个非常主观化视点的影片。余虹这个角色非常有意思，有人说她”过度放荡”、也有人说她是”女性瘾者”。在这里，性是什么？传统的中国礼教文化，要求是”克己复礼”，以庄严的礼代替作为人的欲望，这导致了中国千年来的性压抑，人被剥夺了作为作为动物性最基本的权利。而人民民主的革命道德要求人们”纯洁”、要求”牺牲”，崇尚无私的奉献，是《1984》里禁欲的大洋国（”性交被看作是一种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生殖的事要弄得像发配给证一样成为一年一度的手续形式”），这同样剥夺作为人性的身体。刘小枫在书中写道：
丹东觉得，共同体的公意道德如果可以取代个体的道德（感觉偏好），个体生命就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抽象的共同体，属于民主或国家的利益，这与专制没有什么分别。如果共同体（国家或民族）的公意道德的自由高于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道德专制的暴政就不可避免。
所以，与此相反的，各种社会平权运动，都是带有性解放的标签，余虹以个人身体为主导的伦理在我看来其实是引导着革命与自由的，女权运动，同性平权，都是以性为主导的，那场运动也一样。所以，性是自由的先导，性是首先解放了作为人的自身，再上升到了解放他人的高度（教会东东自慰、与外校刚认识的男生”上床”），或者说解放社会的高度。
但这种个体生命的释放也是有自我毁灭倾向的，她就是昆德拉笔下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真切又淫荡的美丽，这种个体身体为主导的道德，也是这个过度强调集体的时代所不能理解的。王小波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里写道：”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性之于女权主义理论，正如劳动之于马克思的理论一样重要。这个观点中国人看来很是意外。再过一些年，中国人就会体会到这种说法的含义，现在的潮流正把女人逐渐地往性这个圈子里套。性对于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正是在图们初尝自由的禁果，让余虹感受到了自由的美好。而那些以性的道德来评述余虹的人不免过于肤浅和强权。
德拉克洛瓦有幅表现法国大革命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画面中央，自由女神手持红白蓝三色旗，肆无忌惮地袒露着胸脯，冲向敌人（那些尚未被解放的人），”性”作为来自于身体的需求，是用来打破束缚的思想，是爱与希望的象征。在我的眼里，余虹的身体，就如这里的自由女神袒露的胸脯一样，引导着自由，引导着那个时代的青年们。
所以电影里的余虹或许不只是余虹，而是那个时代向往、并追求自由、挡在坦克前面、说着”This is my duty”的人们，也是那个向往自由时代的中国。
1987 年，余虹离开了贴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像的家，离开了野蛮、愚昧，走出了大山。在火车上，她面带笑容，眼神中充满着期待。1980 年代初的中国，经历过文革的阵痛，刚打完越战，和美国处在蜜月期里。那个时代，中国的言论出奇的自由，艺术上有著名的”85 新潮”，艺术家们打出”不许掉头”，来表达对于新时代的热爱，那个时候，中国爱着世界，世界爱着中国。
后来经过李缇介绍，余虹认识了同校的周伟。周伟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有文章说他的意象代表的是”国家”，开始不能接受这种设定，在这个片土地上的国家机器似乎更像”父亲”一类的角色，代表的是传统的父权，而不是一个和人恋爱的青年。但直到去年有个新闻，共青团团委出了一套虚拟偶像”红旗漫”和”江山娇”，我发现国家媒体在有意的将国家机器拟人化，成为”偶像”，一个可以恋爱的”欧巴”。有个纪录片里一位长者说，当她小时候听说毛泽东逝世了，她感觉天塌了，眼泪唰唰唰就流了下来，哭得像亲人去世一样。或许那个时代的人热爱国家，就像和国家在谈一场恋爱一样。娄烨说，周伟的所有行为都是因为余虹，而余虹的所有行为也都是因为周伟，或许也能印证这种假设。
在他俩的恋爱中，有一场戏是他们闹矛盾，也是被最多的解读为”占领广场的事件”，余虹跑到周伟的宿舍唱着《蜗牛的家》并要求住下来，在六四留下来的影像中，人们在广场人他们唱着歌，就像一场联欢一样，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在事件发生前都不觉得政府会把学生怎么样，因为政府会”保护工人，保护农民，还有保护你这样的知识分子（电影中酒吧的段落说）”，所以开始的情况是，大家唱着歌，一派祥和。《蜗牛的家》中唱道：”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远也跟不上飞涨的房价。”那段时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或许是普通民众支持”占领”最主要的因素了吧，但同时那段时间的中国还伴随着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首歌也侧面展示了占领广场的人的心态”要求改革！”
余虹：”周伟，今天晚上我要住在这儿。”
周伟：”不行。”
室友：”陈群你不是饿了吗？是不是啊，吃点东西去……”
室友：”他睡我的床行吗？之前说好的。”
余虹：”我住这儿。”
六四的时候，也恰逢中苏关系转暖，戈尔巴乔夫历史性的访华，邓小平要求在戈氏访华期间，要清除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人群，以举办戈氏的欢迎仪式。赵紫阳命阎明复等人和学生进行谈判，本来已经说动了一些人，但是因为学生里派系问题，最终没有撤出广场，戈氏的欢迎仪式被迫安排到了机场举办。
剧本里写道：”这个晚上是余虹的一次胜利。所有的这个宿舍的男生都是另找地方睡的。熄灯了，余虹还是坐在那里不动，周伟躺在那里，两人一句话也没有说。”确实是余虹的胜利，戈氏访华结束之后，大量的外国记者决定继续留在北京报道示威游行，学生们的做法也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在 5 月 17 日至 5 月 18 日期间数百万名居住于北京市的各行各业居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而参与者还包括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低阶的政府官员。[9]但经过一次对话之后，政府方面开始由强硬派掌权了。
获得小胜后的余虹有点洋洋得意，周伟把他推到门口。
周伟：”不行，我说了你不能住在这里。”
余虹：”我就住这儿除非你打我。”
啪！周伟一个巴掌就呼了上去。旁边的同学也很惊异：”真打，真打？”
5 月 20 日中国政府宣布戒严。大量的部队开始往北京部署。邓小平警告说，如果北京的示威不尽快结束的话，中国将面临一场内战或是又一次的文化大革命。这时候，一些温和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建议暂时撤离，但强硬学生坚持留下来。这段时间因为外国的报道，海外也出现了一些声援的华人游行，但是北京已经失控了。
余虹流着泪说：”你再打我一下，我就走。”
啪，又是一个巴掌。余虹撕心裂肺的狂吼。
6 月 1 日，李鹏提交《关于动乱实质》的报告，认定示威群众为”恐怖分子”与”反革命分子”。之后的几天，党内陆续有各种刊文，为清场做准备。局势已定，没有办法撤回了，广场上依旧有人在做最后的坚持。之后电影《颐和园》开始白描那 6 月的最后几天，甚至直接采用了纪录片的素材。
余虹的日记里写道：
中间我想走，但是我犹豫了，我留了下来。后来周伟打了我，我哭了。他一直抱着我，很长很长时间。这不是最不幸的事，最不幸的，是我知道这种事儿以后还会在我身上发生。我诅咒我自己，愚蠢，茫然，心里总是出现这样的幻觉，在我这样如饥似渴、急不可待地想见到他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跑过了头，我以为你在远处，而你，静静地从旁边抓住了我的手……
学生的极端错过了和政府对话的机会，而政府的强硬也错过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民主化的机会。
三、《双生花》与《颐和园》的对话
在《颐和园》影片接近中后段的时候，在德国的周伟前往李缇（或是若古）的家中，与德国友人聚会（影片此时的德国已经推倒了柏林墙，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融为一体，这里更像是一个关于社会制度、主义之争的十字路口，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伙伴们在这里齐聚一堂，聊聊过往，聊聊未来），他在这里遇上一位波兰姑娘妮娜（请联系一下我们前文聊的波兰，彼时的波兰和中国一样，刚经历完社会运动。并且，男主周伟在整个德国部分，只有这一段比较”奇怪”与新角色的交谈，它不似恋爱，更像是两个昔日的旧友的促膝长谈，聊聊最近的改变。另外娄烨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这是一部关于”六四”的电影，而在 1989 年 6 月 4 日，东西方分别有两个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天安门”的清场，另一个是波兰的一次半自由化选举，这次选举的结果是”团结工会”获得胜利，两个国家分别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前者在这次事件后延续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制国家，后者走上了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周伟与这个姑娘一共有两次对话，耐人寻味。我把他们的对话标记下来。
妮娜：”你为什么在仓库工作？”
周伟：”只好这样，他们给的报酬还行。我可以撑一段时间。”
（这里的德文我查到的有两种翻译，非常有意思：”I don’t speak German very well”，”There I don’t have to talk too much”，我德语说得不是很好，因此，在仓库工作我可以不用太多的交谈）
在 2001 年底，经过了数十载谈判的中国终于加入了世贸组织（WTO），于是，中国开始更快脚步的加入了国际分工协作的链条中，但是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德语说得不好，不能适应大的环境），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世界贸易中以出口最低廉的劳动力、稀土矿产资源，以牺牲环境、遭受通货紧缩、大面积失业为代价……[10]换取社会的整体发展，并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商业运作中存在。所以，波兰问周伟，你为什么在”仓库”工作，做这么一个不够体面的工作，那是因为，他们”给的报酬还行”，能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整体发展。
而正如清华大学学者 Daniel A. Bell 在文章 Why China Won’t Collapse (Soon)[11] 中所讨论的中共政权合法性的三个来源 Performance（政绩）、Political meritocracy（精英政治）、Nationalism（民族主义），尤其是”政绩”，在那段时间里，中国经济腾飞，成为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几年政权合法性最大的来源。所以在那场运动后，一度失去合法性与人心的政府，凭借这”发展就是硬道理””一切向钱看”，使人们暂时放弃追求自由与民主化，作为国家机器的周伟可以凭借”还可以的报酬””撑一段时间”。
妮娜：”你想回中国吗？”
周伟：”嗯。”
妮娜：”为什么？”
周伟：”我的一个朋友住在重庆。他需要我的帮助。（I’ve got a friend in ChongQing who has offered me work.）我感觉在这里的生活只是暂时的（flux），我不喜欢那样。”
妮娜：”那你什么时候回中国？你认为事情已经很清晰（Clear）了吗？””下次我们单独聊。”
“我有一个朋友住在重庆”。这里，为什么是重庆？在前半段《颐和园》的前面剧情里，没有提到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像是突然出现的。那么重庆象征着什么？在 1997 年发生了什么？
想想这一年的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2 月 19 日，邓小平逝世；6 月 18 日，重庆变成直辖市（邓小平生前最后一个心愿）；7 月 1 日，香港回归；年底，三峡大坝的一期工程完成（在重庆）。这些事情，或多或少的都是在邓小平的掌控中完成的（他是”总设计师”，同时也是让”六四”清场的人），而这些”壮举”或多或少是在”改革开放”的福祉下实现的。
在原本的剧本里，有这么一段描述重庆的话：
222 场 重庆，空中俯瞰的重庆，日外
从空中，飞机已经到达重庆上空，正在缓缓下降，慢慢地接近重庆，从空中可以看见一座在群山中的一座充满生机的新兴的现代化的大城市慢慢地向我们延伸过来，越来越接近，最后飞机在重庆机场着陆（整个降落和着陆重庆的过程）。
重庆在改革开放前，还是作为一个民国时期旧的陪都，老的工业基地，但经过改革开放，重庆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兴的现代化的大城市”。所以，”重庆”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让社会前进的改革开放，代表着邓小平……他需要我的帮助，他”offered me work”，这个”work”或许代表的是”一条路”（与前面的”可以撑一段时间的暂时的仓库工作”形成比照），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代表国家／国家机器的周伟要投入到这条道路上去。
后面一句话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语”暂时的”（周伟：”我在这里的生活是暂时的”，英文：”I feel like I’m transit here, as if everything is in flux, and I don’t like the feeling.”），这个词语我在英文版字幕里看到的是”Flux”，这个词语是”流动、变迁、不稳定”的意思，牛津词典有一个例句”Our society is in a state of flux”（我们的社会在不断演变），在六四过后的那几年，保守派重新上台，在指导思想上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一度停滞不前，加上苏联的解体，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变色，不光是中国，整个全球政治生态处于一个极其”动荡”的环境，姓”资”还是姓”社”？社会主义的命运会怎么样？中国该何去何从？
所以，年逾八旬的邓小平不得不”九二南巡”，放缓”改革”脚步的中国，被邓小平的一次南巡再次掰回到了正轨，重启改革开放的脚步。这里非常有意思，如果说六四是自由主义过剩，那之后的几年就是集体主义重新垄断了社会权力，邓小平说”不支持改革的就下台”，让社会有继续发展的可能，所以周伟说”我不喜欢那样”，不喜欢这种动荡感觉的中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式。
后面，妮娜说道：”你什么时候回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你的道路？），你认为事情已经很清晰了吗？”，什么事情很清晰？姓资还是姓社的道路很清晰了吗？也是各国对于变化的中国内部环境的怀疑与质问。另外，阳台这段话在原本的剧本里是没有的，我想应该是娄烨在德国即兴发挥的。
之后，镜头一转，直接接到妮娜与周伟的下一场对话。他们俩拿着咖啡走到一块荒地，坐在一块长椅上，抽烟（剧本中是大麻）、发呆。
周伟：”华沙是什么样子的？”（这句话在剧本里后面还有一句”瓦文萨怎么样”，瓦文萨我们前文提到了，是团结工会的创始人之一，波兰 1990–1995 年总统）
妮娜望着远方，思考良久。
妮娜：”嗯。还可以。””北京呢？”
周伟：”还可以。”
妮娜：”你有女朋友吗？”
周伟：”有。”
妮娜：”她现在在哪里？”
周伟：”很远的地方。”
你拥有女朋友（你的人民）吗？在很远的地方（我女友的心和我离得很是遥远）。
妮娜：”在中国？”
周伟：”也许。”
妮娜：”但是我们现在在哪里呢？在柏林？”
镜头移向远方。
2003 年之前，六四之后，中国和波兰的发展一样具有不确定性，中国会变得怎么样呢？未来会怎么样呢？改革会前进吗？会有历史的倒车吗？
四、失踪的若谷与离世的李缇
那个事件后，周伟去了德国，余虹继续漂泊。2003 年周伟回国，余虹在秦皇岛的一个收费站工作。娄烨说，这是一部拍经历过那个时代人的电影，难的不是那个事情，而是那个事件结束后，活下来的人如何去面对。他们还得生活过去，在承担那个晚上之后还要继续下去，这是最困难的。
在追求自由的这条路上，有人选择了殉道（1998 年李缇自杀、波兰的薇若妮卡）、有人选择了逃避（2000 年若古失踪、法国的薇若妮卡、还有我们）、但有人依旧在坚持，薇若妮卡与余虹是一样的。他们纯粹、自由、爱得义无反顾，属于精神的理想与自由是伟大的，但人毕竟是肉体凡胎，会受到肉身的限制。所以法国的薇若妮卡会选择暂时放弃歌唱，余虹也会被生活埋没。
我想人类应该还没有找到完美的社会制度。所以若问我”自由”是什么？我很难回答，它是混乱的”法国大革命”，也是那座令人神往的自由女神像。它是群与己为了自身的利益反复的争斗，是放荡也是克制，但绝不是被简单化的混乱与暴力。自由让人伤痕累累，但我依旧会义无反顾地选择自由，因为自由是向往真实的，没有自由，生命只剩下谎言。
追求的过程或许曲折，也可能会出现错误，但要相信人的力量，相信理想能超越自身的局限。自由从没有错，嘲笑自由的人是很卑鄙的，他们以现实为筹码，去迫使理想者妥协甚至退步，说这就是”特色”这就是”国情”，狗屁！人对自由是有永恒追求的，即使现因肉体的局限而停留（因现实而止步和因满足现状而停滞是截然不同的），但永不会止步！
人没法跨越肉体的局限，但这不妨碍人有做梦的能力。
Don’t you know that the air of freedom is blowing?
后记
因为过于年轻，没有经历那个时代，也不敢妄议那个时代的是非，我想尽可能地少的带有主观意识去聊那段历史，但或多或少还是会有所夹带，也请原谅。关于颐和园意象的解析，网上有篇长文给我了很大的启发。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是我这段时间的枕边书，带给了我很多思考，豁然开朗，文中也有引用。
说点题外话，娄烨和基氏对于历史都采用了一种很模糊的表达，这种朦胧的感觉，在《双生花》和《颐和园》里都有，娄烨借用的是爱情，而基氏借用的是个体的孤独感，毕竟时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时代中的人，和他们的个体感觉。
两部影片中的”极端者（不妥协的理想主义者）”是很少被妥协者所理解的，他们坚定的守着自己的底线与信仰，内心却十分脆弱，亟需要获得肯定与支持，所以她开放了自己，把自己最诱人的一面给”男性”（”为什么我总是急于同你们，我的男孩子们做那件事？这是因为，只有在那件事的进行中，你们才懂得我是善良的”——余虹日记），以期获取理解。
遇到这样的人，拥抱一下他们吧，也许爱能比坦克更有力量。
注释
- 校长 Gerhard Casper 讲述史丹福大学校训的历史与渊源 ↩
- 冯天瑜《”自由”概念之演绎》 ↩
- 穆勒《论自由》，孟凡礼 译。 ↩
- 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与审判》。 ↩
- 纪录片《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中提及。 ↩
-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P134。 ↩
- 秦晖、金燕《十年沧桑》P10。 ↩
- 但丁《神曲》，王维克 译。 ↩
- 部分历史背景来自维基百科。 ↩
- 崔之元《加入世贸组织的利与弊》，《纺织导报》1999 年第 5 期，72–74 页。 ↩
- 参见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来源 与 Daniel A. Bell 在 HuffPost 的 Why China Won’t Collapse (So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