鲸没有中心思想
引言
你脱胎自深渊，我那挣扎过的深渊。当你询问起我的痛苦，以及我那可怕的时代，这些涌上了我的心头——在我们的过去，我们改朝换代比换鞋还频繁；面对阶级斗争，只有绝望的不义却没有反抗。因为我们都心知肚明，看见肮脏，只有眉头紧锁；面见不公，只会言之过激；哎……我们这些期冀良善的人，自己却不能身体力行。
对你而言，这已是云烟往事，你的时代已然光明太平，那时，请不要苛责，那对我们太残忍了。
——布莱希特《致后人》（To Posterity）第三部分[1]
布莱希特的诗歌《致后人》中提到了这么一个”黑暗时代”，在这个时代，从饿殍者手上夺取粮食，只有不义却没有对于不义的反抗……在这样一个黑暗时代中的个体有着怎样的生活境遇？
这张照片拍摄于 1936 年 6 月 13 日德国汉堡的 Blohm Voss 造船厂，当时正在举办 Horst Wessel 号海军训练船下水仪式[2]。这个活动的规格非常高，包括希特勒以及党卫军高官都在出行之列。活动进行的高潮时，现场几乎所有的人都振臂欢呼、行纳粹礼，但唯独人群中央有一个人，面色凝重，双手环抱，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
彼时的第三帝国，希特勒已经通过《德意志帝国国家元首法》和近 90% 支持率的全民公投，成为了该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元首（1934），《国会纵火法令》（1933）令反对者失去了言论自由，《纽伦堡法案》（1935）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强化了德意志民族的自信，萨尔的回归（1935）与军队进驻莱茵兰地区（1936），宣传部长戈培尔宣布德国将不再受到《凡尔赛条约》约束，1936 年的柏林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更让饱受一战耻辱的德国民众感受到了德国的”崛起”。这张照片里的民众真心地相信，希特勒会带领这个民族走向强盛。
而图片中的主人公 August Landmesser 也曾经和这些人一样，相信这个强国梦，和一般的德国人一样，为了过上按部就班的生活，他加入了纳粹党，并获得了一份造船厂稳定的工作。但不同的是，他在 1934 年的时候邂逅了一位犹太姑娘 Irma Eckler，他与这位姑娘坠入爱河。但《纽伦堡法案》的出台，令他们的关系被视为玷污了雅利安人种的”不洁”。这个年轻人在面对国家大义和个体情感的抉择下，选择了爱情。他与 Irma Eckler 在《纽伦堡法案》那年订婚，并生下了他们的大女儿 Ingrid。他也因此被开除了党籍。于是就有了后来这张照片。
在此之后，犹太人的处境更是每况愈下，纳粹对种族的纯洁性提出了更多的要求。1937 年，August 带着一家人试图逃亡丹麦，但在边境被捕。他被指控”玷污种族”罪，因为证据不足，短暂关押之后释放，在狱中她们生下了二女儿 Irene。当局警告他们说，如果再次坚持这场婚姻将会面临更严厉的牢狱之灾。尽管被威胁，但他再次选择了爱情。1938 年 6 月，August 和妻子冒着巨大的风险，在公共场合露面，共享天伦。这之后，7 月 15 日，August 和妻子再次被捕，并从此与妻子永别，妻子被送往了集中营。两年后，August 出狱，在一家货运公司工作。但又因 1936 年的那张照片被人发现，他再次被捕，这次被投入东部的劳改营。这时候的纳粹已经穷途末路，他最终被编入了惩教营，不久之后于克罗地亚的战斗中失踪。
这个故事最让我感动的，不是”天下皆醉我独醒”的狂妄，而是一个个体，在明知前方是深渊，凭仗着以爱为基础的个体信仰，慷慨赴死。
面对庞大的时代洪流、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August 是抱有多大的勇气，才坚守自己的道德？
作为一个没有足够情感为勇气做支撑、没有殉道者觉悟的个体，或是制度中一个普通的”小齿轮”[3]，当意识到一个社会正朝着疯狂的方向发展，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存在，却又不违背自己的良知（自己的道德判断）？疯狂时代中的个体肩负怎样的道德责任？作为集体罪责的被告，是否还有自赎的可能？
一、被想象的利维坦：”里面只有一只巨大的鲸鱼，你一定要亲眼去看看”
《鲸鱼马戏团》的开头，描述了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匈牙利[4]，一个马戏团在深夜来到了平原上的一个小镇。这个马戏团很独特，有一条巨大鲸鱼的尸体，还有一位神秘的、谁也不曾见过的王子。在拉斯洛的原著小说中，对于马戏团深夜进入小镇的场景，他这么描述道：
一个幽灵般的装置正以忧郁的步伐在冬夜里沿着道路中间移动——如果这个撒旦式的运输工具，其令人绝望的缓慢步伐，让她想起了努力获得每一寸土地的蒸汽压路机的话，那可以说它的确算是在移动：他大概不是在克服强大的风阻，更像在这粘土上进行耕种。[5]
他继续写道：”这辆卡车被蓝色的、波纹状的铁皮紧密包裹着（在她看来就好像是一辆巨大的马车），铁皮上面覆盖着亮黄色的文字（一个难以辨认的深褐色标志覆盖在这些文字上面）。她简直不敢相信，这辆卡车比那些曾经在城里路过的土耳其卡车高得多，长得多。这个难以描述的庞然大物，隐约有股鱼腥味，被一辆冒烟的、油腻的、破旧得像残骸一样的老式拖拉机费力地拖拽着。当她追上这辆车，她对这庞然大物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恐惧……”
对于这个到来的马戏团，镇上的人本不应该有所惊奇，因为宣传海报早就贴满了这个小镇。但是近来小镇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人们认为这些都是不好的征兆，镇上民众大多都认为，这个马戏团的到来必将点燃一场巨大的灾难。
在电影中，报纸印刷厂的女工抱怨道：
十一月时，广播说气温要降到零下 17 度，煤炭开始紧缺，这时却来了个马戏团，还带来了可怕的巨鲸和那个王子。那个王子据说他只有十磅重，他们说是搁胳膊上带过来的，恐怕真是这样。而且他有三只眼睛，我也不知是真是假。据说他每到一个镇上，都要发表邪恶的渎神演讲，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即使是在场的人也听不懂。传说在绍尔考德广场，当王子出来时，教堂的钟开始走了，你没听错，那个钟都停了很多年了就这样开始走了；还有棵老白杨倒了，从混凝土的地面里被连根拔起，地面都裂出一条巨缝。难怪人们都害怕了，现在没有人敢在天黑后出门……你要怎么用常理解释这些呢？神秘未知的灾难来了。
与鲸鱼一同到来的还有很多陌生的外地人，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穿着防水靴或者厚厚的布鞋，头上戴着油腻的农民帽。这些（或许是马戏团的票贩子），在期待社会变革的 Eszter 夫人（电影中协迫音乐家 Eszter、扬言要住回来的唐德婶婶，她是 Eszter 先生分居的妻子，也是警察局长的情人）看来，更像是”预言得到实现”的”新时代的使者”。
主人公 Valuska János 是当地的邮差，他喜欢没日没夜地在城区瞎逛。他喜欢星空、宇宙这样”虚无缥缈”的事物，也正因为如此，他被当地人看作堕落的”蠢货（half-wit）”。他穿过沉默且不友善的人群与迷雾，来到了这辆马戏团的卡车边上。和周围人的焦虑不一样，他很好奇这个没有门把手的魔盒，打开来里面会是什么。卡车缓缓摇下，露出了半片鲸鱼尾，其余的所有部分被隐藏在了车体的黑暗中。János 买了门票走了进去：
（’Blahval’）他低声呼唤着这个神秘的名字，他张大嘴巴，带着恐惧和惊奇，欣赏着这非同寻常的景象。但只看到这条鲸鱼的一部分，对于掌握奇观的全部奥义，似乎是一项非常无望的任务——因为要理解巨大的尾鳍、干裂的、钢灰色的躯壳，以及在这个奇怪的臃肿躯体的中段，有一根几米长的顶鳍。它实在是太大、太长了。[6]
在门口，夜班门房向他挥手致意。门房问道：”给我讲讲，里面都有什么？大家都在谈论一个什么王子。”
“没有这回事，Árgyelán 先生。里面只有一只巨大的鲸鱼，这神秘的生物从遥远的大海而来。你一定要亲眼去看看。”János 回答道。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János。”
“没什么不好的，只是看看上帝能制造出多么巨大的生物。多么神秘的上帝啊。造出如此奇怪的生物来愉悦自己。”
“它一定会带来麻烦的，János。”
这一幕和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何其相似。在影片中，除了”疯子”János 外，没有人去亲眼见证魔盒里面巨大的生物。谁也不知道里面会是一只上帝造的美妙的鲸鱼，还是”利维坦”，他们抱着一种既定的观点，像洞穴预言中被束缚的囚徒，缺乏探寻真相的能力，只能从他人的描述中一点点地固化自己的刻板想象，却只有一个疯子去亲身体会了这一切。
在纳粹德国的宣传里，大多把犹太人描述为丑陋、面部特征夸张、身体畸形、阴险狡诈的形象。兰德尔・彼特沃克描述道：
宗教需要它们的魔鬼，或者罪恶的来源。同雅利安种族（一个最发达的和代表人性未来的种族）相比，犹太人（the Jew）则占据另一极端。纳粹党通常使用”the Jew”而不是”the Jews”，在字面意义上它是一个撒旦式的人物……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做了相同的对比。犹太人并非仅仅是卑下的（比如，正像黑人在纳粹意识形态中一样）；他们就是罪恶的化身，雅利安德国人的死对头。[7]
人们往往会对陌生的事物抱有恐惧和焦虑，于是心理的保护机制会让我们对这些陌生的东西进行想象和猜测，而这种心理也恰恰被民族主义政客所利用。为了塑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最重要的事情是构造共同体的边界，以及塑造一个”共同的外部敌人”，以凝聚这个团体。当不存在一个真实的外部敌人时，那就想象出一个，犹太人因其特殊的宗教以及足够的辨识度，被作为了”想象的敌人”最适合的选择。
老师曾在课上提到有这么一座深墙大院，谁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有人说，里面藏有中国最厉害的导弹基地。终于有一天，有个身手矫健的人爬上了这个高墙，看见了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当人们怀着一颗炙热的好奇心，去探寻宏大价值背后真实的个体时，被宣传的民众对于客体想象就不攻自破了。
有人说，作为平凡的大众，并不是谁都如此”身手矫健”，有能力去触摸到真相。确实，人必将面对自身的局限。但，这里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这种”真实”？
行动者的无助：何以面对血淋淋的现实？
因为整个社会在”无政府状态”下几近崩溃，小镇警察局长的情人——Eszter 夫人（唐德婶婶）以要搬回去住相要胁，想让她名义上的丈夫、富有声望的音乐家 Eszter 先生出面担任主席（原文中使用的是”Presiden”）[8]，团结社会，度过这个难关。Eszter 先生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逼迫自己迈出家门，潦草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 János 以及他在俱乐部前遇到的三个陌生人之后，就逃回了他的家里。
Eszter 先生的出任并没有消除人民的怒火[9]，反而导致了冲突的升级。
夜晚，在 Eszter 夫人和她喝醉酒的情人（警察局长）随着《拉德茨基进行曲》载歌载舞时[10]，愤怒的人群”在马戏团王子的煽动下”走上街头，想要毁坏一切。关于这些”愤怒的人”，拉斯洛的描绘总是带有一种模糊感：他们是谁？煽动他们的王子长什么样（王子从来没有露过面）？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拉斯洛写道：
不可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愤怒的）人的特征，正是一天以及一天之前……呆在那儿人的特征，以此类推，直到看到一张张完全无辜的原始面孔。这些累积在一起的原始面孔——冷酷无情且令人不安，但完全是人性的表达……这种表达因承诺了一种巨大的、无情变革力量而极具感染力。[11]
他似乎给予了这些人一片留白，他们是历史上任何一场社会运动中，不满的、愤怒的群像，而这群像的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真实的普通人。
极权主义社会往往给予人们一种允诺，它允诺人们将会制造出一种完满的世界。为了这种完满、这种或将实现的伟大，一定的牺牲是必要的。于是被现实迫害过深的人便会无比憧憬这种完满（就像信仰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一样），进而变成那只巨龙。他们捣毁了阻挡他们的一切。当他们闯入了一家医院时：
右边第一间病房里躲在被子里的人最先被发现并被扒了出来。但面对在地板上蠕动的可怜人，他们终于没了主意，没人知道该如何处理：他们一旦碰到了这些可怜人，手就会抽筋，腿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踢这些人。而且，他们的破坏力不再能够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们的破坏行为变得可笑起来，甚至看起来有些无助。[13]
在面见真实后，我们遇到了一种在世的绝望——每一个选择背后的痛苦，在意识到，任何行动的背后都具有道德判断，而在选择之后，都意味着某种意义上道德的缺憾，对某个人群的不公允，只要是入世的行动——任何行动，都有着”不完美”的一面。在意识到他者的苦难，行动者被迫陷入一种困境之中。
请记住这种痛苦且无助的感觉，因为这一刻，人们接触到了血淋淋的现实，开始了被迫的思考。这种思考让人痛苦，它逼着我们放下自大，去祈求一种真理。
于是，苏格拉底被城邦指称”腐蚀青年”，败坏了道德。因为苏格拉底从未建设一种”理论”，他只是教导人如何思考，这种思考的能力不涉及到形而上的理性知识，它只是鼓励人们建造一个自我世界与自己对话。这种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的思考之力，使得原有被坚信的道德受到了自我的质疑，破坏了盲目的信念和绝对的服从，于是行动开始变得犹豫迟缓，它像一种城邦的病毒，让城邦陷入一种不团结的状态，产生了所谓的”精神的虚弱”（malakia），经过自我的质询，没有什么绝对公理被保留下来。
在影片的开头，János 在众人的嘲弄下，带着 Peafeffer 酒吧里百无聊赖的酒鬼们玩”日食”游戏。在游戏前，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说道：
现在……
将要展示在我们眼前的，
会让你我这样平凡的普通人，
也能理解不朽。
只要我们走入这无边无际，
持久不变、宁静深邃的虚空之中。
想象在这无比深邃的寂静中，
唯有无法穿越的黑暗……
当面对这种苦痛的现实，会让人失去一种正义实现的快感，人们失去了自己指路的灯塔，降临到”虚空之中”，环绕四周的，只有”无法穿越的黑暗”，人们恐惧这种”黑暗”，而拒绝踏入其中。
当暴动结束时，János 坐在洗衣房的废墟里，读着书本上的内容。王子这么说到：
他们修建的和将要修建的，他们所做的和将要做的，都是错觉和谎言。
他们思考的和将要思考的，都荒谬不堪。
他们因为害怕而思考，而害怕的人什么都不知道。
在一个谎言和错觉的时代，不逃往某些纯粹理论或形象的乌托邦，做一个有勇气踏入这种”黑暗”，试图求见”真实”、独立思考的”人”，是这个时代对”人”最低也是最高的要求。János 离开酒吧前说到：”这一切都还未结束。”面见现实之后的个体，在”迷雾之中”，会如何选择他的命运？
二、鲸鱼忧伤的凝视：记录本身便已是反抗
亲眼目睹医院惨剧的 János，躲在角落里，他的双眼里充满了恐惧、震惊、无奈，他对眼前的一切无能为力，他能做的只是静静看着这发生的一切。
这不正是我们正经历的叙事艺术吗？它不诉诸于暴力，甚至不赞许”行动”，不为任一种道德背书，它以个体的叙事，保留下时间的切片，看见并记录下那个黑暗时代的疯狂与苦难，以主观视角记录并传达他者的痛苦。它的存在，让被压迫者的痛苦显现，进而激发施害者的思考。当追求完美的施害者意识到了不完美的存在、作为人的不完满，开始放下自大，认真倾听他者的痛苦，试图包容这种不完满、去接受那种令人痛苦的真实——叙事艺术便完成了一次对于人的救赎。
它有着宗教一般的宽容——当别人打了你一巴掌，你就把另外一半张脸贴过去。因为它是相信人的，它祈求施害者人生中的闪光。在《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引言中，汉娜·阿伦特写道：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这是自由意志论者的终极信仰——相信人的价值！相信终有一天，人能够超越所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宣传，超越所有个体仇恨……那一刻，可能是人一生中一个最微不足道的选择，是”被抬高一厘米的枪口”，是”停火的圣诞节”，是”没被纳粹按下炸毁巴黎的按钮”，但却是平凡的人类与上帝最接近的时刻。在那一刻，有什么可怕而又坚不可摧的东西松动了，记录下这微不足道的伟大时刻——它足以向未来的反抗者证明，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也有人在坚守自己的道德，你们后来的人依旧可以继续努力。如果有一天会有一个终点的话，回头看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切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这样一点点的微光时刻，让人相信人间值得。
但，如果，这样的微光时刻也只是一种可悲的自欺欺人呢？
拒绝行纳粹礼的 August 在克罗地亚失踪后，于 1949 年被追认死亡。或许此后的十几二十年没人记得这么一件事。1991 年，德国媒体重新刊载这张照片，他们活下来的小女儿 Irene 在照片上发现了她的父亲，并撰写了一本记录这一切的书《一个受”玷污种族”罪迫害的家庭》[14]，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做出抵抗的 August。
记录甚至不期冀改变，它联结了受害者的心灵。当现实中的被压迫者，看到了被记录的被压迫者，那一刻他与历史上成千上万的被压迫者连结在一起，在故事中找到了个体情感的投射，在面对巨大的恶下普通人无奈的选择——当故事中和现实里的个体相互映照，在世的痛苦与荒谬就不再独自承受了。
不服从的公民：消极的抵抗
Eszter 先生是电影中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很多年前，他因为所谓的”背部问题”辞去了当地音乐学院校长的职位，然后一直宅在家里——自主角 János 记事起，Eszter 就几乎没有离开过这栋房子，他最近一次尝试走出他的那个黑暗的房间，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他的生活几乎完全依靠 Harrer 夫人以及他的崇拜者 János 的照料。如果不是他极度讨厌的前妻以”否则我要住回来”相胁迫，扰乱了他平静的生活，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踏出家门一步——前妻的胁迫，使他被迫做出了道德选择。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卡夫卡”地窖人”式的生活（卡夫卡躲在地窖写作，临终前嘱托同是犹太人的好友 Max Brod 将其作品焚毁，拒绝与他厌恶的社会发生互动）。卡夫卡生前十分喜欢尼采，尼采将人的境况分成了”末人”、”高人”、”超人”三种状态。”末人”是一种”有纯粹信仰的人”，不假思索地认同传统道德的人，他们幸福地生活在自己的单纯信仰中；而超人是超越了所有世俗观念限制的人，完全自由存在的人——在尼采看来，他还没有遇到一个完全脱胎于世俗道德的”超人”；而更多存在中的人，是”高人”，高人的形象是一只与”你应该”的传统道德战斗的狮子，但是，这种战斗是持续的，永不间断的。如果战败了，”高人”会退化成”末人”。生命末期的卡夫卡躲进地窖，他知道自己无力反抗（他也有了不再反抗的理由），选择”默认”旧道德，成为逃避的”末人”。
这种由”高人”退化成的”末人”，已经怀疑过传统价值和旧道德，再也不是那种纯粹的”末人”，他们或是曾经理想主义的大多数，直到他们遇到了比”这件事”更重要的”那件事”——这种”遇到”或许是一种幸运——于是他们放弃了这种理想的执念，而对”这件事”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抵抗。
在纳粹德国占领国以及其盟国，都不同程度地基于纳粹的意识对犹太人进行了追捕，唯独丹麦表现完全不同：
当德国人把佩戴黄色大卫星的事慎之又慎地传达给他们时，得到的回答只是，第一个佩戴黄色星标的将会是国王。丹麦政府官员也严正指出，任何形式的反犹措施都会使他们马上辞职。
在这种不做为、拒绝合作的氛围下，甚至连党卫军特别行动队也再三拒绝执行”中央指派的命令”。汉娜·阿伦特写道：
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读，让他们了解到，在拥有绝对暴力优势的对手面前，非暴力行动和抵抗当中凝聚着多么巨大的潜力。[15]
但必须承认，这种消极的抵抗有其软弱性，它没有足够的意志作为支撑，来抵抗一种强迫性的恶——而往往恶都是带有强迫性质的。人的境况毕竟不同，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指责这种逃避的态度是卑鄙的，但是我们只剩下逃避这一条路吗？
三、决心放弃自己的殉道者：永恒回归与超人
Eszter 在广播中，首先向听众描述了沉浸在”毕达哥拉斯与亚里士多德”信仰时代人的淳朴简单：
那时的人们比现在要幸运许多，他们不受怀疑的困扰，而且也不觉得有任何冲动去偏离他们天真的、孩子气般的信仰，因为他们知道天国般完美的和谐音律只属于天国。他们满足于，在纯粹调性的音乐器上所弹奏的音乐（尽管只有部分音调），却能让他们触碰到浩瀚无边的宇宙。[16]
之后 Eszter 继续说道：”这一切不能使人满足。”当人类的傲慢与欲望使他们从纯粹信仰（纯粹末人状态）中剥离出来，试图拥有全部和谐的音律（包括神的）。乐师们不断追求这个完美的解，从 Preatorius 到 Salinas，最后到 Andreas Werckmeister。但，令人绝望的是，即使连 Werckmeister[17] 也是存在”错误的”。
Eszter 说道这里愣住了，因为即使研究了一辈子音乐的他也没有找到这个答案（完美的和声）。他把听众从神义论的道德中解救出来，然后把他们抛入了无边的黑暗宇宙，却没有给他们照亮自己的光芒。拉斯洛写道：
Eszter 认为，认识到自己的愚蠢，信仰，不是相信某事，而是觉得事情会在（常理逻辑之外）变得有所不同。同理，音乐也不是我们对于自我更好部分的阐释，更不是对于更美好世界的概括，它仅仅只是我们对于这无可救药的、自我和世界之间的遗憾——这一事实的掩饰……这是一种不起作用的治疗方法，一种作为鸦片的巴比妥酸盐。
当意识到我们所信仰的一切只是一种精神鸦片，所追求的意义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时……
完成了前妻胁迫的任务后，Eszter 回到家中。他感叹道，为”该地区的现状努力”没有丝毫意义：
从今往后，我将会放弃我的独立思考，放弃这粗俗而又愚蠢的行为。从这一刻起，我将放弃我大脑的功能（Deny the function of the mind），仅仅只依靠我这种无法言表的逃脱的喜悦。[18]
Eszter 对自己重复地念叨着。
放弃了追寻完美律制，就像勋伯格的现代音乐，只剩下无调性的调情。放弃了道德判断的人们，只能浸淫在一种自慰式的”快乐”之中。因为当一切人性的道德判断失去之后，只剩下了一种类动物性的追求享乐的价值。这种面对痛苦、拒绝下判断的广泛倾向，汉娜·阿伦特在《讨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的结尾写道：
从这种不愿或不能选择自己典范和自己同伴的情况中，这种不愿意或不能通过判断力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的情况中，产生了那种真正的绊脚石，人类的力量不能移动，他因为他们不是被人类和人类可以理解的动机所引致的。在那里存在着恐怖，同时也存在着恶的平庸性。
鲸鱼的双眼，目睹着这一切，却无动于衷。物种只是在一种无尽的循环中往复，人类的存在只是无尽时间中的偶然。在能够洞悉未来与过去、近乎于神祇的鲸鱼面前，在目睹了无数杀戮与重建之后，人类无知的努力只剩下一种近乎荒诞的属性，我们的存在只是偶然，困于时间中无力的生物，等待宇宙的黑暗一点点将我们吞噬。上帝已死，在获得终极理性之后，意义被消解，道德、信仰这些词语瞬间荡然无存，我们被一种在世的痛苦与荒谬围绕。
以何存续于这虚无的世界？
August 感受到了这种痛苦，他选择了自我沉沦、随波逐流，他埋没了自我意识，甘愿成为一个时代的”小齿轮”，因为在时代中，他被先验地赋予了一种意义（道德价值）——去追求更纯净的欧罗巴，更强大的德意志，为了全德国人民的伟大幸福而奋斗。这种简单的，不需要经过思考地、被动赋予的价值，马克思式的人类幸福论，让他享有一种虚幻的、值得牺牲的、”全人类式”的幸福感——可这种幸福是谁也无法真切地享受到的。为了一个编织出的”人民”献身，却没有哪个个体属于真正的人民。
当他被犹太姑娘 Irma Eckler 亲吻的那一刻，他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从嘴唇至脚趾充斥着一种酥酥麻麻的兴奋感，他无法用言语表述这种真实可感的东西，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国家机器所编造的”集体幸福”泡沫在这一刻土崩瓦解。这种感受何其短暂，但他愿意用他在世的一切去换取这种短暂却又真实的东西，因为只有在这一刻，他清楚地感受到他是人——有羁绊、有痛苦、能爱人的人！
这一刻，他遇到了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描述的场景：
它有着截然不同的两面。两条路在此交汇，都没有到达它们的尽头。这条往后的路没有尽头，而那条向前的路也同样无限地伸展。这两条道路背道而驰，却直接交汇，这出入口就是它们的交汇点，上面还刻着名字：”刹那”……万物之中，凡能跑的不都已跑完了那条路吗？万物之中，凡会发生的不都已经发生而且成了过去吗？假如万物都曾存在过，那么，你对这刹那有何想法呢？这出入口是否也曾经存在过？难道万物不是如此周旋着，而想使这刹那留住未来的一切吗？[19]
一条永恒循环的生命的道路，被尼采用无数个叫”刹那”的”出入口”分成两半。尼采将生命旅途的终点从暮年挪到了”此刻”——一双来自于生命终点的眼睛，从墙上凝视着”此刻”的每一个人选择。这一刹那的选择会是这一辈子不会后悔的选择吗？现在所经历的这一瞬间（以及之后所要面对的无数瞬间）会是我们在无限次循环的人生中，愿意一次又一次重复的瞬间吗？
这一刻，August 遇到了超越他生命重量的价值，于是他放弃了苏格拉底式追求公共理性式的善，转而投向了一种尼采式尊崇个体感觉的自由主义伦理。他找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道德，而这种道德重新赋予了它存在的意义——他意欲在这种意义中寻求他自己的幸福。作为自我道德律令的立法者，面对墙上那只来自于生命终点的目光的审视，他无法忍受与一个背弃道德的人（道德的自我归罪）——他自己——共存，于是他选择慷慨赴死，以热烈的、有限的生命激情来抵抗无限的虚无。在无意义的时间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心情终于变得平静，飞蛾扑火，守道殉道。
György Eszter 看完鲸鱼之后，眼神一点点变得坚毅……转身离去。
剧终。
后记
《鲸鱼马戏团》其实暗喻的是匈牙利的历史，有人说是 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但我觉得它不是在表达匈牙利特定的历史时期——其实贝拉·塔尔和拉斯洛都有意模糊地域与时间，在影片／小说中很难找到可以确定时间和事件的定位信息，我觉得他们是在试图共通人类的历史。
如果阅读此文的你不幸处在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作为一个德国的公民，当你屈从于呼喊”希特勒万岁”的时候，”爱国”、”除了人民，你什么都不是（Du bist nichts. Dein Volk ist alles）”、”犹太人滚出欧洲”……这些词语到底是荣耀还是悲哀？
好好的去照顧人性的複雜，然後擇善固執。
小标题里”记录本身便已是反抗”源自于小时候读过蒋方舟一本书上的文字，时至今日依旧非常喜欢这段话。本文献给蘋果日報。
注释
- 笔者译自 H. R. Hays 翻译的英文版本：https://allpoetry.com/To-Posterity ↩
- 1935 年，英国刚刚与德国签订《英德海军协定》，一般意义上取消了《凡尔赛和约》对于德国海军的限制，所以这个活动在当时有别样的意味。 ↩
- 这里引用的是汉娜·阿伦特的”齿轮理论”。她写道：”不论是黑手党，或是 SS（党卫军），或是其他犯罪或政治组织的分子，当他们为自己的罪行辩解时，往往辩称自己只是一个’小齿轮’，全心全意为上级的命令效力，（他们声称）其他人若是处于相同的处境，也会做一样的事。” ↩
- 1956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4 日，从学生抗议到苏联的”旋风”行动，匈牙利经历了 13 天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到 1957 年 1 月才基本结束，期间造成了很大的人员伤亡）。电影和小说有多处描述和这个时段类似。 ↩
- 源自 Krasznahorkai László《The Melancholy of Resistance》第 42 页。这段话里，”忧郁的步伐”的英文用词是 melancholy pace，”强大的风阻”用的是 strong wind resistance——一句话里出现了原著小说名字里的两个词，或许是有所深意。 ↩
- 源自 Krasznahorkai László《The Melancholy of Resistance》第 144 页。 ↩
- 兰德尔·彼特沃克《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P60。 ↩
- 在这里不禁让人想起 1956 年的匈牙利。在”十月事件”的第二天（10 月 24 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第一书记格罗邀请在人民中具有声望的纳吉出任”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但是党的机构还是控制在格罗等人手中）。匈党此次再度授命纳吉主持政府工作完全是迫于形势，由于情况紧急，甚至没有来得及征求苏联领导人的同意（郭洁《匈牙利事件》P106）。苏联二次进驻匈牙利后，匈牙利的这次运动宣告失败，11 月 4 日纳吉逃往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 ↩
- 10 月 23 日，纳吉站在国会大楼二楼的阳台上向示威者发表讲话……然而，这篇后来被许多人视为”政治自杀”的讲话，不仅让示威者大失所望，亦令纳吉身边的支持者深为不满。就在讲话发表半小时后，示威者推倒了位于第十四区英雄广场附近的斯大林铜像……不久，国家保安局士兵从楼里向示威者开枪，流血开始了（郭洁《匈牙利事件》P105）。 ↩
- Eszter 夫人与”十月事件”后出任匈党第一书记的卡达尔何其相似。他曾在”十月事件”里和纳吉一起组建多党制联合政府，11 月 1 日卡达尔消失，并秘密前往苏联，11 月 4 日，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布成立（由苏联扶持），政府共有 8 名成员，并邀请苏联军队协助恢复国内秩序。苏联的”旋风行动”后，由纳吉主持的匈牙利政府倒台，匈牙利开启了卡达尔时代。他与警察局长（象征着被赶走的格罗）一起随军乐《拉德茨基进行曲》舞动，苏联军队缓缓开进匈牙利…… ↩
- 源自 Krasznahorkai László《The Melancholy of Resistance》第 365 页。 ↩
- 朗西埃这么描述这具身体：他突出的肋骨就像一具木乃伊的绷带。这个老人是一个太过脆弱、无法靠近的受害者：一个来自彼岸的人物，让人想起画中那些死后进入灵薄狱或拉撒路的形象，一个再也不可能对之施恶，或不可能进一步施恶的存在者。 ↩
- 源自 Krasznahorkai László《The Melancholy of Resistance》第 355 页。 ↩
- Irene Eckler，《Die Vormundschaftsakte 1935–1958: Verfolgung einer Familie wegen “Rassenschande”》。 ↩
- 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第十章”西欧国家的遣送”。 ↩
- 电影中这一段话源自 Krasznahorkai László《The Melancholy of Resistance》第 192 页，对于这一段的描述，贝拉·塔尔的电影几乎照搬了书中的内容。 ↩
- 电影的英文名字是 Werckmeister Harmonies，即”沃克迈斯特和声”。Andreas Werckmeister 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音乐家，他以及上述提及的几个名字，都是不同程度地改良了律制的音乐家。 ↩
- 源自 Krasznahorkai László《The Melancholy of Resistance》第 310 页。 ↩
-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三《幻想与谜团》。 ↩